拐卖儿童未遂怎么处理

拐卖儿童未遂的处理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儿童罪）及第二十三条（未遂犯处罚原则），结合犯罪行为的着手阶段、未得逞原因及社会危害性综合判定。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具体量刑需考量犯罪手段、是否伴随暴力、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等情节，一般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一、法律依据：以既遂犯为基础，适用未遂犯从宽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明确规定，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拐卖儿童三人以上”“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等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同时，《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意味着拐卖儿童未遂并非不处罚，而是在既遂犯量刑基础上从宽处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未遂的核心认定标准：“着手实行”与“意志以外的原因”

拐卖儿童未遂的成立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犯罪行为已“着手实行”，二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

1. “着手实行”的界定：指犯罪分子已开始实施直接侵害儿童人身自由或监护权的行为，而非预备阶段。例如，通过欺骗、引诱将儿童带离监护人控制范围（如将儿童骗上车辆）、对儿童实施捆绑或强行抱走等，均属于“着手”；若仅为寻找目标、准备交通工具（如租车）、与买家联系等“制造条件”的行为，则属于犯罪预备，而非未遂。

2. “意志以外的原因”的认定：需排除犯罪分子主动放弃犯罪的情形（即中止犯），仅包括客观障碍导致未得逞，如被儿童监护人当场发现并阻止、儿童激烈反抗无法控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等。例如，犯罪分子试图将儿童骗至偏僻处时，因儿童哭闹引来路人报警而未能得逞，即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

三、量刑考量因素：从宽幅度与情节轻重的平衡

“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非绝对，需结合具体情节判断从宽程度，核心在于未得逞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

1. 犯罪手段的暴力程度：若未遂行为伴随殴打、捆绑、麻醉等暴力手段，即使未成功控制儿童，因其对儿童身体或精神造成现实威胁，量刑可能更接近既遂犯；若仅通过欺骗、利诱等非暴力手段未遂，社会危害性较低，从宽幅度更大。

2. 是否造成损害后果：如未遂过程中导致儿童轻微伤、精神创伤，或引发儿童家属恐慌等，可能成为量刑时酌情从重的因素；若未造成任何实际损害，从宽处罚的可能性更高。

3. 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惯犯、累犯或有拐卖前科者，即使未遂，也可能因人身危险性较高而从严掌握从宽幅度；初犯、偶犯且未使用恶劣手段的，从宽空间更大。

四、司法实践要点：区分预备与未遂，避免量刑失衡

实践中需严格区分犯罪预备与未遂，二者量刑差异显著：预备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未遂犯无“免除处罚”的可能。例如，在幼儿园门口蹲守伺机拐骗儿童（预备阶段）与将儿童带离幼儿园门口后被拦截（未遂阶段），后者因已着手实行，量刑会重于前者。

此外，对于“未得逞”的认定需结合证据链，如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确认行为已超越预备阶段且因客观障碍停止。例如，被告人驾车将儿童带离监护人视线后，因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而被抓获，需认定为未遂；若仅在车内与儿童搭话即被发现，则可能因“尚未实际控制儿童”而被认定为预备。

综上，拐卖儿童未遂的处理需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结合行为阶段、手段危害性及证据情况，实现“不枉不纵”。即使未遂，其行为已对儿童权益构成严重威胁，依法惩处既是对犯罪行为的否定，也是对儿童人身安全的保护。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条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