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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出罪的认识，需结合现行法律规定、社会公共安全需求与个案具体情节综合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醉酒驾驶以入罪为原则、出罪为例外，出罪需严格满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法定条件，且不得突破保障公共安全的核心目的。
判断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出罪，首先需立足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即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法定标准（80mg/100ml以上），无需实际造成危害后果，即可认定为犯罪。这一规定的立法初衷，是通过严厉打击醉驾行为，遏制其对道路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据公安部数据，近年来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虽逐年下降，但仍是危害道路安全的主要诱因之一，2022年全国酒驾醉驾肇事导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的8.2%，足见其社会危害性。
从理论层面看，醉驾出罪的争议焦点集中于抽象危险犯的认定边界。部分观点认为，若醉驾行为未实际对公共安全造成具体危险（如深夜在无行人的封闭厂区内驾驶、仅短距离挪车未上路等），可考虑排除犯罪性。但主流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的立法逻辑在于提前预防风险，醉驾行为本身即具有“对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若允许普遍出罪，将削弱法律对醉驾行为的震慑力，导致公共安全防线松动。
司法实践中，醉驾出罪需严格遵循“例外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及相关指导性案例，对醉驾行为出罪（或不起诉）的情形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血液酒精含量刚达或略超标准（如80-100mg/100ml）；二是驾驶行为未危及公共安全（如短距离、无行人路段、车辆未实际行驶等）；三是无其他从重情节（如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载人超载等）。例如，2023年某省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驾驶人隔夜饮酒后次日驾车，血液酒精含量82mg/100ml，且仅在小区内挪动车辆10余米，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被不起诉。但此类个案属于极特殊情形，并非对醉驾行为的普遍宽恕。
综上，对醉酒驾驶是否出罪的判断，需坚守“公共安全优先”原则，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社会危害为依据、个案情节为补充。醉驾入罪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公共安全这一社会整体利益，出罪只能是严格限定下的例外，绝不能成为弱化法律惩戒的借口。任何试图对醉驾行为“普遍出罪”的观点，均与我国当前道路交通安全治理需求相悖，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底色。只有在个案中确属情节显著轻微、未危及公共安全时，才可依法排除犯罪性，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